上海川沙是我国毛巾生产的发源地
中国毛巾工业的发源地
川沙滨海，土质疏松，明代后种植以稻、棉为主。据《川沙厅志》记述，清同治四年至七年(1865~1868年)，年产土布90万匹左右。随着鸦片战争爆发，上海通商门户的打开，洋货充斥市场，农民赖以生计的土布生产难与洋布争夺市场，土布生产经营面临危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川沙镇文人沈毓庆另辟蹊径出人意料地开设了一家织造毛巾的工厂。一时震动四方，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沈毓庆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江南有名的金石书画收藏家。1990年版《川沙县志》记载，“幼年歧嶷，沉默寡言。11岁辨音韵，习篆文，凡诗、古文之属无不能，家本富藏书，遂能博览群籍，17岁即以第一名考入南汇县学。常与同道者研究金石。书法深得其舅吴大徵笔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沈投笔从戎于吴大徵幕下。不久，《马关条约》签订后，满怀惆怅回乡。
沈毓庆开设的经记毛巾厂，只招收女工，共有织巾机30余台，并附设漂染工场。经记毛巾厂因时局和管理的原因造成亏损，只维持了2年多，就不得不关门。沈毓庆也于光绪二十八年年仅34岁时去世。沈毓庆开创的毛巾业，并没有因为工厂的倒闭，创始人的去世而消失，相反，川沙大地一时风气大开，城乡妇女竞相传习织巾技术。短短三四年间，就在川沙镇及四周村镇相继创办了10余家毛巾厂，川沙毛巾业从此诞生。
毛巾业初创时期，一般为家庭作坊式，配备三五台织机，俗称“小机户”。经过了20年发展，到民国9年(1920年)，川沙地区已有大大小小毛巾厂75家，织机2500台，从业人员3750人。规模较大的毛巾厂12家。上海三友实业社在川沙开设了7个分厂，织机750台，职工970人。三友实业社生产的“三角牌”、宝华厂生产的“川字牌”、德昌厂生产的“帆船片”、恒华厂生产的“双喜牌”、天华厂生产的“宝塔牌”毛巾，已经能与日本的“铁锚牌”毛巾抗衡，并且销往东南亚各国。
抗日战争之前，在抑制洋货、提倡使用国货的反帝爱国热潮中，川沙毛巾业蓬勃发展，新办毛巾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到民国26年，有大大小小毛巾厂202家，织机5371台，从业人员8600多人，年生产毛巾260万打。八年抗战，川沙沦陷，盛极一时的川沙毛巾业濒临歇业状态，抗战胜利后才有所复苏。1949年能维持生产的也只有17家工厂，年产毛巾44万打。
新中国成立后，川沙毛巾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将众多的小企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合并，到1962年合并成公私合营厂6个，地方国营厂6个，年产毛巾488万打。1963年，黄炎培在视察了川沙毛巾工业后，写信给当时的加工业部长荣毅仁：“上海川沙是我国毛巾生产的发源地，但到目前还是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要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纺织部很快拨出了一批自动织机装备川沙各厂，使川沙的毛巾工业从木机、铁机到自动织机。毛巾的品种、质量和产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巾品种名目繁多，不但有面巾、枕巾、浴巾、方巾、毛巾毯等大类品种，款式有印花、提花、丝光等等。东海毛巾厂生产的双船牌双股素色缎挡丝光毛巾，有30多万个毛圈，荣获国家银质奖。毛巾十九厂、二十二厂生产的各色提花毛巾有“提花巾大王”之誉，其中白鹭牌8618四尺半提花毛巾，1988年被评为部级优质产品。随着乡镇工业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在川沙涌现了一批社(乡)办毛巾厂。规模较大的有协成、宝成、益民毛巾厂。
任何事物总会经历一个由开始、发展、兴旺和衰落的过程，川沙毛巾业最终也不能逃脱这一规律的支配。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上海工业行业的结构调整，川沙毛巾业在与外省市毛巾行业的竞争中走上下坡路。90年代末，川沙毛巾生产企业失去市场竞争力，被迫停止毛巾生产，大批工人下岗。许多工厂将厂房出租。原亚洲毛巾总厂厂址成为商品房开发基地，原毛巾十七厂成为浦东强生汽车长途客运公司川沙站站址。
兴于世纪初，亡于世纪末。百年川沙毛巾史，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