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作为出生在新泽西的第二代美国华裔，其在1997年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又称《南京暴行》），先后被翻译成15种语言，打破了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长达60年的沉默，迅速轰动世界。然而，由于写作过程中和出版后带来的影响，张纯如却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再加上服药带来的副作用，导致她最终于2004年11月9日开枪自杀。

出版《南京大屠杀》，迅速轰动世界张纯如作为美国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其最擅长以新颖独特的手法描述华人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揭示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和美国华人史，其先后出版了《钱学森传》、《南京大屠杀》、《华人在美国》等作品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立即就感到了无与伦比的愤怒，而当她发现在所有英文的非小说类书籍中，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历史后，她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填补上这一空档。

于是，从这一年开始，她开始在世界各地访问幸存者，查阅历史文献，为写作做准备。在当时的美国来说，一个年轻女子花数年时间完成一本历史著作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毕竟当时大部分人都在忙着奋斗赚钱、成家立业，而张纯如却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为了确保资料的准确，张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1995年7月，张纯如曾前往南京搜集史料，待了25天左右，据帮助其搜集资料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回忆，当时27岁的张纯如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每天坚持工作10多个小时。

而曾担任张纯如中文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则回忆说，“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

1997年12月，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自己，张纯如撰写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出版，对于这本详细记录了侵华日军南京犯下的大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的书，一经问世便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迅速震惊西方世界。而此后数年内，《南京大屠杀》再版十余次，先后印发近百万册，并被翻译成15种语言。因写书而患上抑郁症，张纯如最终开枪自杀很多人认为张纯如的自杀，与《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有着密切关系，其实并不准确。

毕竟张纯如第一次精神崩溃发生在2004年8月，而此时距离该书出版，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因此，张纯如的自杀虽与《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有关，但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密切。在撰写《南京大屠杀》时，张纯如的确已经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问题，由于这本书中详细描述了日本军人的各种恶行，因而导致她出现了如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等问题，而在该书出版之后，又接连收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其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出版前后带来的精神压力是根源，那么张纯如在2003年4月出版的《华人在美国》（The Chinese in America）以及随后准备撰写的关于“日军对美菲联军的暴行”的书，便是最终导致其精神崩溃的导火索。《华人在美国》这本书讲述的是华人在美国生活中持续受到的边缘化对待，例如其在书中曾说“刮开每个在美国成名的，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美裔华人的外表，你会发现无论他们获得的成就多么杰出，无论他们为美国社会做了多少贡献，事实上他们所有人的身份都曾经受到过各式各样的质疑。”由此可见，在写这本书是，张纯如又“吸收”了多少负面情绪。2004年8月，当张纯如正在搜集整理自己的第四本书，描写“日军对美菲联军暴行”的书时，在路易斯维尔市患上了应激性精神病，后被送往医院，而在张纯如三张遗言字条中的第二张，她曾写道，“你们最好记住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作为畅销书作家如日中天的我，而非那个从路易斯维尔市回来后变得失魂落魄的我”。

张纯如的病情，显然是由于长期的负面情绪和精神压力所致。经过治疗后，张纯如虽然得以出院，但这次发病却让她患上了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她在第三张遗言字条上曾写道，“我实在无法动摇一个信念，即我被某些比我想象中更为强大的力量雇佣或迫害。这个力量也许是CIA，也许是其他组织，我永远不知道。只要我还活着，这些力量将永不会停止对我的追捕。

”由此可见，张纯如的病情已经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张纯如曾在第一张遗言字条中写道，“我承诺我会早晨起床并走出房子，我将进行一段长长的散步，并顺路拜访我的父母。我将遵照医嘱按时服药。我承诺不会伤害我自己，我承诺不会访问那些讨论自杀的网站”。

可见，她是清楚自己病情的，也曾努力恢复正常生活，可惜最后还是因精神疾病和药物副作用走上了不归路，最终于2004年11月9日将自己的白色轿车停在一段荒僻的公路旁，然后掏出手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关于张纯如之死，正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所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