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对联是我们过年的习俗，每当新年来临，写对联、贴对子是每个家庭最快乐的事情。那么对联的起源是什么？又是怎么发展的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来考察，对联的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诗经》、诸子百家著作、《楚辞》、汉赋、唐诗等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对偶句，是对联的原始形式。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诗经》中已出现了一些对偶句，如《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中的对偶句排列整齐，且字数相等，对后世的唐诗和对联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

春秋末年，各国封建统治者纷纷搜罗一些文人志士，为巩固他们的政权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中逐渐涌现出了不同学派，各流派互相辩难，争芳斗艳。我国思想领域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出了像孔子、墨子、老子、荀子、庄子等名人，并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等学派的一系列学术体系。诸子学说论述精辟，特别讲究语言的精练，文章中大量的对偶句可以看作是对联的早期形式，如“情欲信，辞欲巧”，又如《尚书·益陈谟》中的“满招损，谦受益”，《论语·述而》中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

汉代是我国古代文化昌盛的时期，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等一大批文学家的赋，对仗工整，较之单行散句有着更为独特的美感形态。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对语言工整华丽的进一步追求，又形成了新问题—骈文。骈文中对句很多，较之汉赋中的对句，在句式的对仗工整及音韵的和谐方面又进了一大步。

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鼎盛时期。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风”的时风，涌现出了大批著名文学家及传世佳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佳作不光是对仗工丽的名句，更是对联的典范，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淇，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由此可见，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对联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完善了自身的规则，使对联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宋代时期，春节时门户悬“桃符”的习俗仍然沿袭。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新桃”就是新题的“桃符诗句”。宋、元时期，宫廷、宦门以及寺庙、佛门，已经出现了镌刻于木柱上的对联，后人称“楹联”。而且，据有关资料证实，最早的寿联、挽联、题赠联也在当时产生了。

明朝开国初年，号称“对联天子”的朱元璋一道圣旨，春联遍布金陵各地：“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传值：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清·陈云瞻《簪云楼杂话》）自此，春节张贴春联，取代了“题桃符”之习俗，而且一夜之间，由宫廷豪门普及到了百姓门户。在楹联发展史上，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的一大贡献。

明清时期是对联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在清代的康乾盛世，对联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日臻完美的程度，不仅内容涉及面广，口对笔题，俯拾皆是，而且名流云集，高手不穷。统治阶级对骈文和对联非常看重，还将其列人科举考试。文人将时局政见、流派纷争通过对联的形式予以表达。对联的应用已遍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蔚为大观。对联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联产生后，起初只应用于文坛、官场、宫廷，后来也逐渐普及于广大民间社会，以至发展到名胜古迹、殿堂署廨、寺祠庙院、亭台楼阁、门庭书房、卧室案头以及商场工肆、店铺坊馆等等，无不悬挂、张贴对联，以作装饰或者标志。在民间，就连戏台、神座、花灯、香炉、箱柜、粮囤、畜栏等处也都有贴对联的现象。

随着对联应用范围的扩大，它日益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除了春节贴对联已逐渐成为我国传统的民族习惯以外，若遇喜庆之事，则用贺联恭祝；遇丧葬祭悼，则用挽联哀吊；遇不平之事，则用对联呼号呐喊；在文人诗客、学者名流中，也有的以自题或者互相馈赠对联来寄寓情怀，抒发感慨，宣传思想主张，也有的以对句互相逞才思，逗乐趣，或者游戏嘲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