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谣言惹的祸】

1870年，天津城爆发传染病，大量婴儿死亡。

一天晚上，有只小狗在乱坟岗遛弯，突然闻到一股极为浓烈的血腥味，遂跑过去上爪就刨。

正是这本能的一刨，让这只本来会淹没在无数历史尘埃里的小狗，永远地载入史册。

My god！好多婴儿尸体！

第二天，天津市民发现了这一血腥的场面：“胸腹皆烂，腹肠外露。”

种种议论间，本就存在的谣言很快开始传播：法国天主教雇人“迷拐小孩”用来“采生折割”。

（所谓“采生折割”，不是指一般地剥夺人的生命，而是以某种巫术、妖术的方式，摘取活人的眼、耳、脏、腑等人体器官或肢体，作为供奉神灵的祭品；也有摘取活人器官做药饵治病的说法。）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天主教就随军进入天津。但工作并不顺利，因为华人很少主动将孤儿或弃婴送到天主教堂。

所以，天主教常以金钱鼓励人们输送婴儿，也的确有那些天杀的拐卖小孩送到“仁慈堂”（天主教成立的孤儿院），但“采生折割”则出于中国人的想象。

因为他们是侵略者，而且天主教平时经常包庇犯法教众（这一做法遭到新教大加批评）！民教之间积怨已久！

巧的是，三个人贩子被抓了，分别叫：张拴、郭拐、武兰珍。（这名字，除了人贩子，也做不了别的勾当）武兰珍招供说，还有一个人贩子，叫王三。

关键是，王三是个教民！

这个时候，真相其实已经不重要！人们已经认定教堂指使教民诱拐小孩！

仁慈堂和望海楼教堂迅速被包围，民众与法国领事互相对峙，互扔砖头！（高端战术）

由于最高负责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镇压力度不够，法国领事丰大业跑到衙门口，打光枪里所有的子弹，打烂衙门所有的东西，然后扬长而去。

此时的衙门口也已经聚集了众多百姓，人们听到枪声，十分愤怒。

恰巧天津知事赶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二话不说，抬枪就打，打伤知事随从。

这就像，在熊熊燃烧的大火里，浇上一桶汽油：作死的节奏！

群众的怒火彻底被点燃！

新仇旧怨下，去TM的法律，去TM的秩序。领事、神父、修女被杀；仁慈堂、教堂等被烧毁、摧毁。

百姓无法分辨哪个教堂是哪国的，以为都是法国的，所以连带着把英美教堂也给毁了。

通俗点说是：事情大条了。文雅点说是：中外震惊。

法国联合七个国家公使照会清政府，要求迅速惩治凶犯，他们把军舰开到了大沽口海面。有人甚至提出，把中国官吏全部斩首，推翻现政府，变成殖民地。

就在这时，有一个人临危受命，赶赴天津“灭火”。

他就是“蟒蛇转世”（民间传说）、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

曾国藩接到任命时肯定在骂：死老太婆，好事不想着我。

为嘛？涉及外国宗教的案件，那是相当棘手啊。曾国藩临行前写下遗书：“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

大案必下重手！曾国藩一到天津，便雷厉风行地撤换了天津道、天津知府和天津知县。

经过一番审查，他得出结论：“挖眼剖心确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换句话说，两个谣言，一真一假。

以往总认为，曾国藩为避免引发战争，一味谄媚洋人，屠杀百姓，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

历史往往没有人们想得那么简单。

面对洋人“惩办数千凶手”的无理要求，曾国藩只有四个字：“断难允办”。

依他本意，惩办七八名凶犯即可。然而，清政府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恐无以服洋人之心”，遂有“一命抵一命”的新方案。

面对洋人让天津官员抵命的无理要求，曾国藩只有四个字：“万难允准”。甚至不惜撕破脸：“若必令枉杀职官，乃能曲全邻好，此复何以为国权衡利害？固与其失和，不能曲法也。”

然并卵！曾国藩只是执行者，而非决策者。最终的处理方案是：

“一命抵一命”；赔款50万两；崇厚赴法道歉。

举国哗然，谩骂声铺天盖地。国人普遍认为：曲在洋人。

教堂雇人迷拐小孩、丰大业开枪伤人，基本属实。但是迷拐小孩一事仍有种种疑点，且幕后主使绝非所有洋人。所以，即使以群体暴力击毙丰大业符合正义，然将无辜洋人一并击毙则显然失当。

在中西矛盾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没有人会去进行理性分析，尤其是士大夫，他们本身就是民教冲突升级的幕后推手（后来的义和团最为典型）。

曾国藩成了切切实实的替罪羊（清廷一干人等阴森森地笑）。

只有奸臣，没有昏君，是永远正确的官场逻辑。

一年后，这个挽救大清朝于水火之中的“中兴第一名臣”，郁郁而终。

期间，最常提的一句话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天津教案落下帷幕，中国大地上的教案却才刚刚揭开序幕，直到那场席卷直隶地区的“扶清灭洋”运动来临！

祥说：非善即恶、非黑即白，是中国人评判世间万物的惯用法则，但人性的复杂又常常令这一法则显得那么简单粗暴。古语云：盖棺定论。然而，盖了棺，就真的能定论吗？非也！盖了棺最多只能说明人死了（假死除外），而定论则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否则，历史何以不断被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