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技少年的“逃跑计划” 本刊记者/杨智杰 发于2021.5.31总第997期《中国新闻周刊》 “集体出走事件”已经过去一周多，5月中旬，15岁的华子重新回到学校。他穿着簇新的红黄相间的初中校服，参加了三门考试，英语、历史和政治，很多题都不会做。

考试前，老师特意安慰他，“能做的尽量做，做不了就慢慢来”。

5月1日，“以他为首”的4名吴桥杂技少年在成都演出期间，集体出走失联。四人中，华子15岁年龄最大，弟弟强子12岁，小鑫14岁，年纪最小的小豪只有11岁。他们于4月下旬被从河北吴桥送到成都进行商演，遭遇了一位让他们害怕的成都经纪人曹涛。孩子们告诉媒体，曹涛不给他们吃早饭，练功到深夜，表演失误则惩罚四人做500个俯卧撑，甚至多次辱骂他们。

（2019年3月，在吴桥县一个杂技培训中心训练的学员。图/IC） 难以忍受的孩子们选择了逃跑。5月7日，四人全部被找到，由各自家长带回了贵州老家。

目前，华子被贵州省毕节市竹园乡安排在当地一所中学读初一，弟弟和小豪在小学复学，小鑫被妈妈带去了贵阳。四人都不愿意再回去学杂技，除了训练辛苦，华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更害怕以后出去演出，“遇到第二个、第三个曹老板”。 摁下手印后，孩子就被带走了 毕节多山，华子的家在一个半山坡，坡面横切出一个平台，盖了4间平房。

华子和弟弟住一间，大姐和妹妹住一间，父亲睡另一间，最外侧是厨房。院子没有外墙，前面是个半坡，走下去便是村里的干道。 华子说话低声细语，对采访有问必答，一位多次接触华子的乡干部也注意到，“这孩子比较腼腆，听话，也不反驳你”。

但另一面，华子和弟弟多次离家出走，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问题少年”。 父亲王丰发现，大儿子“性格蛮好，脾气也蛮好，又不会惹祸，但读书读了几天就（出）走了。老师问他要不要上学，他说要，但过几天就又走了”。过去四五年，每隔几个月，他就会带着弟弟离家出走。

最长的一次，过了四个月才被派出所找到。每次出走也毫无征兆，有一次，王丰在家里洗衣服，他看着华子带着弟弟走远了，刚反应过来追出去，已经不见人影。 更多的时候，王丰不在家。妻子出走多年，他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生活，去年两人离了婚，房间里的结婚照还没有撤下去。

他平日开车载人拉货、做水泥工，如果周围乡镇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会过去吹芦笙。忙于生计已经耗费太多精力，他至今也没真正问清楚儿子为何频繁出走。 （贵州省毕节市竹园乡，逃跑杂技少年华子的家。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 华子记得，他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10岁。

当时妈妈在外面打工，他听说是在毕节，离竹园乡不远，就带着弟弟去找妈妈。两人不识路，沿着公路不知道走了多远，最后被警察带了回来。四五年里，华子意识到，妈妈把他们丢在了家里不管不顾，不再想找她，但离家出走却成了习惯，“感觉出去挺好玩的”。

很多时候，他和弟弟在大山里闲逛，没有钱，饿了就摘果子吃，也曾靠捡垃圾为生。 两个儿子让王丰愁苦不已，但这些孩子，却是杂技团的重点招生目标。吴桥的一位杂技团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杂技训练太辛苦，吴桥本地的孩子几乎都不再从事杂技行当，招生难是近些年整个行业面临的困境。

杂技团多去周围贫穷的村镇，甚至不远千里去西南省份或是去有人脉关系的地方招生。一家吴桥当地杂技团网站的招生启事甚至明确提到，面向厌学、逃学、辍学的留守儿童，问题少年以及贫穷儿童招生，让他们“有一技之长融入社会后自食其力”。 在吴桥县职教中心一位负责教学的老师看来，杂技团的招生“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杂技团招收的孩子，多来自单亲或离异家庭、甚至有些是孤儿。

“一些学者看到新闻就会心疼孩子，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杂技团把孩子接出来，培养杂技技能，管吃管住，家长们减轻了负担。甭管学几年，孩子到时候就能挣钱，可以缓解家庭的贫困状态。对这些孩子的家庭情况来说，这是他们的一条出路”。

2020年6月中下旬，河北吴桥县综艺杂技马戏团团长高文军带着一位老师开车来到了贵州省竹园乡。他找了一位当地的熟人作担保人，以“吴桥职教综艺杂技马戏培训中心”和“吴桥职教综艺杂技马戏武术舞蹈培训中心”的名义招生。据了解，高文军的杂技团中，一半的孩子来自贵州，剩下一半来自河南和云南。贵州是一个“理想”的生源地。

一位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每家至少有两个孩子，年轻的父母多出去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在村子里。只有一部分孩子能通过上学改变命运，更多的孩子重复着父母一辈的命运，在山里打工或是外出务工。 担保人带着高文军找到了王丰，建议“孩子不听话，可以让他们去这个学校学习”，他说自己曾去河北参观过学校，条件很好。

王丰记得，高老师介绍“孩子能学习武术和杂技，包吃包住，毕业后包分配”。但是他起初没同意，“我又不认识高文军”。没过几天，三人再次上门游说，。